个月后,我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,里面是两千块钱,和一张纸条:「丫头,往前走,别回头。」 我捏着那张纸条,看了很久。 我知道是谁。 是那个在包厢里,最终缓缓放下相机的王主任。 也只有他,会叫我「丫头」,会用这种旧式信封装钱,会把嘱咐写得像新闻稿的结尾——简短,有力,不容置疑。 他没写出来的那句话是:我们没能登你的故事,对不起。 这两千块钱,是他私人能给的,最高的稿费。 生母陈丽华后来托人给我带过话,说她出国了,不会再回来。 我没回应。那根奶油冰棍,在我心里,早就化了。 债主老张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那五千块钱,像从未存在过。 我最终还是走进了水木大学的校门。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