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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上小学那年,周建国换了工作。
在那里守炉,夜班,一个月一千二。
「那儿清净,」他把我往背上一甩,用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裹住我,「没人管我带孩子。」
锅炉房轰隆隆响,震得人耳朵发麻。他在角落用几块红砖给我垫了张「桌子」,我在上面写作业。煤烟味混着劣质墨水的臭味,还有那股永远散不掉的、那里特有的清冷气息,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味道。
有时候背课文背到一半,远处告别厅突然爆出哭声。
尖锐的,撕裂的,像要把人的心肝肺都嚎出来。
我吓得一哆嗦,捂住耳朵。
「别捂。」
周建国的声音混在轰隆声里传来。他停下铲煤的铁锹,炉火的红光映着他半张流汗的、沾着煤灰的脸。
「人这辈子,就哭这么几回。」他转过头看着我,被烟火熏得通红的眼睛里,有一种平静的悲哀,「你得听着,知道活着多好。」
那年我八岁。他教会我的。
看了很久,又小心翼翼地包好,放回去。
那时我不懂。后来才明白——他是在确认,确认这个世界上,还有一个地方,有一个人,是真正属于他的。
他怕这火一灭,这纸一丢,他就又什么都不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