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风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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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过玻璃看到了穿着整齐中山装、胸别“外事接待”红绸条、神采奕奕的我。

身边还站着刚调来我们单位、负责翻译工作的年轻技术员陆远。

此刻陆远正低头帮我确认手里的外宾行程表。

动作认真。

侧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俊。

苏晴愣住了。

她张了张嘴。

似乎想喊我的名字。

突然，她发了疯一样想往商店里挤。

但被门口穿着制服、表情严肃的店员一把拦住。

“哎哎哎！干什么的？这里不能随便进！有介绍信吗？外汇券有吗？”

店员嫌弃地拦住了她。

苏晴踉跄了一下。

手里攥着的毛票掉了一张在地上，被风吹走。

她狼狈地蹲在地上想去捡，又不敢离开门口，怕被彻底赶走。

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

我看着她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

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
我摸了摸口袋，掏出准备坐公交的几张毛票（大约五毛钱），走过去，隔着门递给了那个店员，指了指外面的苏晴，低声说了句什么。店员愣了一下，接过钱，走出去，把那几张毛票塞到还在发呆的苏晴手里，不耐烦地说：“那位同志给你的，拿了快走，别挡在这儿！”

苏晴颤抖着拿着那几张毛票。看到了玻璃窗后表情平静的我。

突然在人来人往的友谊商店门口。

抱着头，蹲在地上压抑地哭了起来。

陆远皱了皱眉，走过来低声问：

“认识？”

我整理了一下胸前的红绸条。

转身背对那扇玻璃。

笑了笑：

“不认识，一个问路的。”

就在我逐渐远离那些糟心事，全心投入新工作之际，厂保卫科和纪检的同志找上了门。

调查针对的是前两年我为丈母娘和小姨子“代购”并最终被她们转售的那些物品。

苏月在审查中，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，几乎把每一次交易的源头都指向了我。

她声称“东西都是姐夫弄来的，我只是帮忙”。

尽管我保留了详尽的记录，能证明绝大多数物品的最终去向和获利都与我无关。

我的初衷也仅是家庭内部的代买。

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摆在面前。

在那个计划经济色彩依然浓厚、对“投机倒把”打击严厉的年代。

我作为经常往返特区的外勤人员，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和特区政策差异，购买了超出个人自用范围的“紧俏商品”。

如多块手表、大量尼龙布、成批的磁带等。

并将它们携带回内地。

这一行为本身，即使主观上是为家人代劳，客观上已触及了当时的政策红线。

调查持续了一段时间。

我积极配合，上交了所有留存记录。

说明了每一次“代购”的具体情况、资金来源。

并深刻检讨了自己纪律意识松懈、利用工作便利为家属谋取事实上超出规定范围物品的错误。

我强调，自己从未从中获利一分钱。

所有垫付的款项均有账可查。

且家庭因此破裂，本人亦是受害者。

但错了就是错了，愿意接受任何处理。

组织上经过细致调查，结合我的工作一贯表现、在此事中实际未获经济利益且态度端正、主动交代的情况。

以及考虑到苏家母女才是倒卖牟利的主体等因素。

最终做出了认定和处理。